改革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
当下的改革能成功吗?我感觉很难成功。我最近的研究也是围绕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做。两次成功的改革都有共性，就是不断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获得成功，而在现有体制中，修修补补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成功。目前，媒体披露出来关于改革方案的设想，是在现有框架中修修补补的改革，我觉得如果历史能够重复，成功的希望很小。
而邓小平突破什么了?邓小平突破了计划体制，把农民解放出来了，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他把民营企业家从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了。当几亿人跟着邓小平一起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才能成功。而几个人一天到晚关在房间里搞什么顶层设计，设想这个、那个，我最反感这种行为。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设计如何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不是开玩笑嘛。天天在市场中干的人没有发言权，甚至都不能参与，这叫什么改革，改革能成功吗?
综观历史，王安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人品、道德、风范都无可指责，但他所倡导的改革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只依赖几个官员，躲在办公室里搞“顶层”设计，所以他失败了。相同的王莽也失败了，光绪皇帝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而成功的要素也是一样的。
产能过剩压力下企业不敢再投资
现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始终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拿了钱干什么?拿了钱就去投资，所以你要想把需求方的结构失衡改正过来，必须要探讨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长期有利于政府、有利于企业，致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靠投资驱动，而投资和消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投资要形成生产能力。
过去十年间，我们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大致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有10%，所以投资增长常年高于收入增长，就使得国内的购买能力落后于产能增长，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需的主要原因。加入WTO以来十几年间，我们对外需的依赖越来越重，原因是国内购买力无法吸纳这么高的投资速度所形成的生产能力。
现在金融危机一冲击，外需明显疲软，我们过去过度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就暴露出来，其结果企业不敢再投资了。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再次的拉动投资，而这次拉动投资不是企业投资，是政府投资，投资的方向是基础设施，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制造业都被过剩的产能所困扰。这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数据，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总量按照不同的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2到2/3这个区间，这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但是我们多项产能是世界第一。钢铁、有色金属，特别是电解铝，水泥、玻璃、煤炭、汽车、发电设备、电视、手机、冰箱、空调、服装、玩具、鞋袜等等，从资本品到消费品，我们的生产能力都是全球第一，但是我们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GDP的数值也就是在全世界的平均左右，甚至比全世界的平均还要更低。
生产能力和国内的购买力严重的不匹配，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因为过去我们是靠投资拉动、靠外需拉动，现在并不是说企业没有能力再投资了，企业还有能力投资，甚至政府也有能力投资，但问题是往哪里投资?在哪里投资可以获得回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扩大投资有利政府企业，不利百姓
我在这里讲的结构性衰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经济结构失衡所引起的衰退。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需求方的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更深一步反映的是我们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是由需求的三架马车，尽管这种分析的方法我本人不是很赞成，但是约定俗成，大家已经都习惯了，所以我还是延用需求侧的结构来谈结构失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结构失衡更重要的不是在需求方，是在供给方。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现在供给方已经被学界、被政策批评界忽视，大家一谈经济增长乏力，都说没有需求。怎么可能没有需求呢?需求大得很。所以受到了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的影响，我们把眼睛全都盯在需求上，我在这里也是从需求开始，但是希望从需求逐渐的过渡到供给方，实际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世界经济出了问题，是出在供给方，而不是需求方，需求方只是供给方的一个表象而已。
在需求方我们看到的失衡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投资、靠的是外需，这也是从需求方进行分析的。金融危机之后外需没有了，或者说外需已经大大不如以前，那就靠投资。但是投资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看一下数据的话，中国投资占的GDP的比重已经是世界最高了，所以从需求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很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消费的比例太轻、投资的比例太重。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投资的比例已经占到GDP的50%，而居民消费在逐年下降，现在只有35%，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的投资是大大超过世界平均，远远高于美国的20%，而美国居民消费占到GDP的比重是70%。这是从需求方的数据上一眼就能看到的结构性失衡。
造成这个结构性失衡的原因是什么?这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关，和我们过去十年间指导经济发展的思想有关。国民收入的分配为什么会造成需求方的结构失衡?因为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趋势，那就是朝着有利于政府和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而不利于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比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所以你如果要想纠正需求方的结构失衡，要提高消费的比重，你必须要从国民收入的分配入手，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才能够对消费起到促进的作用。
真正的改革必须要听百姓意见
如何进行收入分配的调整?我认为，现在市场上所讨论的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在最低工资上做文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来源主要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这个资源占有包括了市场，行政性垄断占有了土地、矿山、资金和市场。造成了审批制下的官商勾结和寻租，企业不去勾结官府拿不到资源，所以责备企业家所有道理的。企业家应该洁身自好，但在现实的环境中，公民没有平等获取资源的渠道，都在政府手里，不勾结官府就拿不到。所以，新一届政府提出要取消审批制，要大量的减少审批，是正确的，关键看怎么执行。
在审批之下的官商勾结和寻租活动，是造成收入分配恶化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一次分配上想办法，都盯在二次分配上，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收入分配的调整和审批制是连在一起的。
结构性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在结构性的扭曲背后是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已经认识到结构性的问题，并且试图用改革和开放来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但实质性的进展目前还没有看到。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本人对改革的方法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由盖图章的部门规划改革，用同一支审批的笔在设计放权方案。在办公室里大谈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天天在市场摸爬滚打的人在台下闭嘴观望，这样的改革会有预想中的效果吗?真正的改革是要有民众参与，真正的改革是在市场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真正的改革是企业、是民众在市场上进行的制度创新，政府的作用是总结这些创新，并且政策化、合法化。
改革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要面对经济会继续下滑。做企业和做研究是一样的，我们无力左右政策，只能提出建议，只能发出呼吁，但我们无法制定政策。怎么办?还是你做好企业，我做好研究。
不吃不喝不消费也拉不动GDP了
我们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依靠投资驱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投资再也驱动不下去了，因为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卖不动了，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受到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限制，再也走不下去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性失衡，我们这里说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你再往下深挖下去，还有更多的原因，后边我们都会谈到。
为什么我说投资驱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再也走不下去，受到了居民这一方购买力的限制?从数字的统计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到去年已经高达50%，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25%，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所以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我们已经是严重的依赖投资来驱动经济的增长。
这种增长不可能无限的延伸下去，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是多少?就是一年生产出来的GDP不吃、不喝、不消费，通通的用于投资，去建厂房、去再搞一个滨海新区、再去弄一条京津高铁，京津高铁两年前我听说是亏损的，现在扭亏了没有?好像依然是亏损的。所以我们坐车过来感到很舒服，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条铁路就是经济中的一个黑洞，会不断的吞噬财政的补贴、财政的收入?像这样的建设你搞了太多了，这个国家负担不起，财政补贴是贴不起的，虽然我们坐的很舒服，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如果长期亏损的话，财政怎么去贴他?
不吃、不喝、不消费，通通用于投资，我们相信实际上投资对GDP的比率不会到1的，到多少就是到头了呢?我们现在已经50%了，各位能想像70%吗?100块钱的GDP制造的财富70块钱用于投资、30块钱用于消费，而30块消费里面有一半是政府消费，而不是居民消费，你能想像吗?
指望老百姓扛住经济下滑行不通
一方面是政府的投资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是居民消费在下降。过去十年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5%一路下跌到35%，跌掉了10个百分点，为什么跌掉了10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政府、有利于企业，而不利于居民，居民拿什么消费?所以一路下跌，跌下去。
因此，我们看上去需求方的结构失衡，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政府拿的份额越来越大，企业拿的份额越来越大，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是无法促进消费的，当然政府也可以促进一些，什么茅台酒、中华烟，也能促进一些。最近出了新的纪律，政府不能通过茅台酒和中华烟促进消费了，都用去投资了。所以中国一路投资走下来。
我找到了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数据，大家看一下，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路上升。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是国退民进，改革开放的后半段是国进民退，据说国进民退现在成了敏感词了，不能讲，我发了一条微博，好像把我的微博屏蔽了，我看了半天说我的微博讲的是经济，没有任何敏感的东西啊，你屏蔽我什么呢?后来又人跟我说，说你上面用了一个词叫“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屏蔽也罢不屏蔽也罢，是存在的事实，请看数据：从96年以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12%上升到了去年的32%，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前，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年代。而且我这里的数字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只包括了预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其他的预算外收入还没包括在里面，如果把其他的预算外收入放到里面，比例还更高，这不是国进民退是什么?这样的情况下，你想指望老百姓扛住经济的下行，老百姓拿什么扛着?你想消费上来，消费是要有收入做支持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中国经济的衰退不可避免。
过剩产能现在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微观层面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的下跌，钢铁、水泥、煤炭等等行业最近的消费报出来，都是利润的下降甚至亏损。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势严峻，今年的大学生是历年来就业状况最差的一年，北京的数字是，毕业生大概在毕业的时候能够签了约找到雇主的只有30%，为历年来最低，企业都开始在裁员。在宏观层面上，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放缓。
我不愿意用硬着陆这个词，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依然是掉以轻心，认为是所谓的周期性的波动，下降一两个季度再过一年半载经济形势会自动的好转，我们可能要犯错误，这个经济下滑的趋势停不住，因为它不是周期性的，是结构性的。
要放开服务业，别只让国企吃蛋糕
如何走出结构性的衰退?我们从欧美的 案例可以看到，经济复苏的前提是结构性的扭曲。中国要走出这一轮结构性的衰退，首先要解决的是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靠什么来解决?不是靠政府规划，不是 靠政府指导，而是靠市场化的行业重组，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通过企业在市场基础之上自愿的、自发的并购活动，来消除产能过剩。
现阶段的结构性衰退对于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企业要意识到，过去低成本扩张的模式，靠简单的产能扩张已经无法持续。依靠现成的市场，只要产品生产出来 就不愁卖，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企业要面对竞争非常激烈的、日趋饱和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优势不再是成本、规模，而是研发、创新。
在行业重组的过程中，现在有些企业也在进行并购。但遗憾的是，这些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兼并依赖廉价的资金供应，不计成本。国有企业的行为是最大化规模，而非最大化效率，这样的并购是与市场化的并购背道而驰。
走出结构性的衰退，政府要做实质性的减税，避免企业的大面积停工和倒闭。走出结构性衰退，要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都是面向供给方的对策，而 不是面向需求的对策。对内开放是打破行政垄断，国有企业撤出竞争性行业，开放服务业，特别是电讯、金融、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目前仍然是供不应求的服务 业。产能过剩都是在制造行业，而大多数服务业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在服务业没有出现很多的投资机会，是因为政府的过度管制和行政垄断。而现在 急需要开放服务业。
好在，新一届领导层给了我们信心。信心是金子还是银子还要再看。信心是政府不会再出台刺激性的拉动内需政策，这是正确的。而且领导层也在不同的场合重申对内开放，特别是要开放服务业。这些我都非常支持。
不减税，企业没活路啦
各位到企业去看一看，其实大家都是做企业的，都能感到市场的压力，我只是看宏观数据，当然我也从中欧的学员那儿不断了解微观层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恶化，表面上看上去都是订单不足、需求不足，实际上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产能的严重过剩，这就使得我们现在在价格方面出现了两个价格指数分道扬镳：一方面是消费价格指数不断上涨，另外一方面是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
从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出，生产价格指数的下跌在去年下半年稍稍缓解。为什么?因为4万亿2.0版，去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执行4万亿2.0，大家感觉到日子稍好过了一点，今年的一季度生产价格指数继续下跌，甚至势头进一步加剧，原因在哪里?为什么CPI在往上走、PPI在往下跌，为什么?还是过剩产能。
所以这个时候宏观政策没用，政府花钱无非是增加无效的供应能力，政府花钱往哪里花?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我们要问一下，你增加的货币供应往哪里去呢?企业拿了这些钱干什么呢?
实际我们发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发行的增长速度没有下降，一直保持在高位，全社会的融资总量一直保持在高位，但是经济没有动作，没有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就是这些钱发了，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不进入实体经济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他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坏了，为什么?资本市场融的资、银行发的贷款，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场大水冲进沙漠无影无踪，连点反应都没有，没反应就对了，有反应就坏事了。为什么有反应就坏事了?如果企业拿了这些钱去投资，这意味着未来更多的过剩产能，也就是说，你今天发的贷款将来都会变成坏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失灵。怎么办?
我这个观点有没有讲清楚?讲清楚了，好，真讲清楚假讲清楚这个对策是什么?给老百姓发钱。减税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再谈什么4万亿了，不要再谈什么货币扩张了，不要再谈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了，都没有用，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没有用，倒是好事，要是起了作用的话只能增加无效的过剩产能。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刚才有一位朋友讲要减税，我完全赞成，我后边的对策中就包括了这个，要实质性的全面的给企业减税，否则下半年很有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的停工，不倒闭也要停工，因为他过不下去了。
在座的有没有政府官员?财政部门不能够再像去年那样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撤查祖宗三代。如果今年再这样收税有些企业就撑不住了，这些企业撑不住了你想想后果是什么?所以减税一定是正确的对策，但是你跟政府说减税说什么呢?你跟政府说减税就像老板跟员工说减薪一样?那可能吗?
“克强指数”今年将三次探底
除了减税还有什么对策?社会保障、减税，还有呢?制约投资的因素是缺乏赚钱的项目，对策是什么呢?放开，解除管制，打破垄断，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我说的是对策，我说的不是行动，因为我不是政府官员。
如果现在让我们给政府提建议，提什么政策建议?我会跟政府说，忘掉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吧，现在都没用，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现在要做的是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这才是我们从供给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出路，而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把大家洗脑洗的我觉得非常遗憾，已经把大家洗脑洗的都僵化了，思维方式已经僵化了。
如果你不采取这些结构性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内开放，经济就会一步一步的滑入衰退，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我在这里没有用GDP，GDP多少年以前我就停止使用了，原因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法用。没法用用什么呢?我们向领导学习。领导曾经在借鉴外宾的时候跟外宾讲，说我看中国经济我也不看GDP，领导都不看GDP我看什么啊。领导看什么呢?领导跟外宾讲，他看三个指数，一个叫做发电量，第二个叫铁路货运量，第三个中长期贷款增长，国外的研究机构就把这三个指数做成了加权平均的综合指数叫“克强指数”，所以我们步领导后尘，我们不用GDP我们用“克强指数”，用“克强指数”判断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大落是08年的金融危机，大起是因为4万亿，可是4万亿维持了多长时间?大概维持了一年，然后经济一路下滑，其后就出现了二次探底，二次探底发生在去年上半年。二次探底以后为什么又反弹了呢?4万亿2.0，发改委又开始批项目，发改委又批了一大批的项目，所以4万亿2.0版出现了。
我当时就讲，现在叫二度宽松，你仍然不去解决结构性问题，必然会有三次探底。我当时已经预测三次探底要发生在今年下半年，但是三次探底比我想的要更早的到来，今年的一季度发电量就调头向下，我相信二季度的发电量进一步下滑，今年会有第三次探底，特别是在中央政府明确的表示了态度，不会有类似4万亿的刺激性政策再出台，这个经济一定会下来。发电量曲线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曲线，铁路货运总量、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都是这个趋势，这是非常一致的。
用这几个指标要说明一个什么观点?如果你不去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单纯的靠宏观的拉动，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拉动，你无法改变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会一路再下滑下去。
领导想永远保增长，调结构不能升官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衰退期的初期，这个经济衰退是结构性的，要走出这个衰退必须消除经济中目前存在的过剩产能，必须要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复苏的前提是结构性调整。
结构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所说的结构性调整从来都是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之下完成的，你让政府去调结构，永远调不过来，我们政府喊调结构已经喊了多少年了?我们喊转变增长模式已经喊了十几年了，历届政府都讲调结构、调结构、调结构，到最后政府做的事从来都不是调结构，而永远是保增长。我现在听到这两个词我都知道保增长是真的、调结构是假的。两个词一块用，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他的全面、表明他的水平，他心理想的永远都是保增长，为什么?这是由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只有保增长才能保升官，从来没见过谁调结构调得好升官的。因为调结构是一个不好度量的指标，哪个省调结构调得好?用什么指标衡量啊?GDP好衡量，所以在经济学上这些问题我们都研究，为什么老是GDP挂帅呢，为什么不是结构挂帅呢?是因为结构不好衡量，所以用GDP挂帅。
我后来提了一个建议，我说我们考核体制改革是不是不要再考核GDP了?现在考核体制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我说把GDP改了，改成什么呢?改成群众满意度行吗?群众满意度可以解决衡量的问题、怎么度量的问题。天津多少人口?1200万，大概是400万家庭，每个家庭装一个按纽，实名制，咱们现在实名制已经非常熟练了，动不动什么实名制。每到年底，所有家庭给市长按一个按纽，12345评一个分，这些评分评完以后汇总，5分是满分，3分以后不及格，用这个来考核干部我觉得比GDP强，你要把这个考核指标一改，我相信面子工程少了、落败性的实惠多了，因为领导都想着到了年底他那个按纽一下给我按到了1上怎么办。
所以你要真想改变这个状态办法是有的，关键是你想不想改。你要是不调结构，前车之鉴日本，你要是不调结构，现身说法是欧洲。
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减税
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框架国家，地方的决策权非常有限。但地方可以建议，可以和中央磋商。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政府跑到中央，不是去要资源和政策，而是要开放权。据我所知，广东曾经跟中央商量，说能不能给地方一些立法权，这个要求最后被中央否了。而现在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地方在和中央协商的时候，首先要如实的向中央反映当地经济情况。各地政府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因为业绩同政绩联系在一起。作为学者，我们只能建议地方如何做，而不知他们将要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应该如实的跟中央反映地方情况。我个人认为，当下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但地方政府的领导们各信心满满，动个不动就是几千亿的投资计划。这几千亿资金从哪来?削平山头要另造一个城，借着城镇化的大潮大干快上，现在还在干这些事，我实在替他们担心。一个负责的地方政府，应该如实的把本地区的情况跟中央反映。请中央考虑，当下环境不出台刺激性政策是对的，但同时要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而当务之急可以做的是减税。还像去年那样变通思路搞税收，把企业搞倒了，最后还不是地方出来收拾局面。反而会导致工人下岗、当地社会不稳定。所以，地方的领导眼光要长远，这时候不能再加强监管，再把过去的陈年老账全翻出来。
不能加强监管这个话本身不对，但中国税收要是按照字面上去收严格执行的话，我相信很多企业根本活不到今天。很多人都明白，当前不是加强监管的时期，而是切切实实给企业和个人减轻负担的时期，这是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到的。地方财政有资源，不要再去削山头造新城，弄一堆鬼城将来银行全都是坏账。应该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社会保障上。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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