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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

写给这次股市调整中买美元的朋友

本文作者系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近期中国股市剧烈调整带来的恐慌情绪一度蔓延至外汇市场，引起即期和远期、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但较之年初的波幅而言，这次汇率波动实在是茶杯中的风波。股市调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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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8日科伦药业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会议主要就公司研发、输液业务、川宁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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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何以傲立潮头

2015-07-15中国医药报查看原图查看原图根据今年4月工信部发布的2014年医药行业工业企业快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在《2014年1~12月全部医药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按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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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关注：国家价格谈判释放的积极信号与核心建议

外资企业和大品种强大的政府事务能力再度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结果也将两极分化。好的更好，糟的更糟。如何制定严谨而公允的谈判规则更显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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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药品大招标将登场所涉各方压力陡增

万亿药品大招标将登场所涉各方压力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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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博弈大救市

中国A股前所未有的恐慌，倒逼出力度空前的强力大救市。这是今年6月末7月初牵动全球的重要经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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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游走于中国体制缝隙里的狐狸

这几年来的著名话题人物“大师”王林，终于彻底栽了。中国各权威官媒不约而同地报道：王林因涉嫌雇凶杀死反目的“关门弟子”邹勇而被捕受审。网上流出的审讯画面上，大师再不复往昔神彩，形容消瘦沮丧，无异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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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金融校友会证券沙龙：股灾之后怎么办？

2015年7月16日下午3:30-7:00，北京金融客咖啡，北京大学金融校友会证券沙龙：股灾之后怎么办？高善文：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大家下午好！根据北京大学北京金融校友会的提议，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举办一个证券市场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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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诺贝尔获奖者中村修二：东亚教育问题的根源在哪？

东亚教育问题的根源在哪？

中村修二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中国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 “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而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类比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量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高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度。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 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高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高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 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泰尔的《从０到１》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品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的《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级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在二十世纪初，泰罗制（Taylor）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罗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罗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罗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罗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里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罗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罗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类比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级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深度好文：波动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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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我不反对赌场，但坚决反对没规矩的赌场

　　最近一个多月，大河上下，罗湖内外，股市猛跌暴涨，舆论鼎沸。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我加班翻了不少大字体报告，看到了很多有关境外势力的报道，仰望星空，心里真是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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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一场耻辱的国家级团圆戏码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建国十五年的南宋王朝迎来一件大喜事——根据不久前绍兴和议达成的协议，宋金两国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金国将徽钦二帝的棺椁归还南宋，同时释放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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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社区：关于孙大炮和袁大头

孙中山由于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先驱，所以他对中国那点几乎为零，甚至倒过来的贡献被无限拔高，甚至有人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完人，而作为孙中山的重要敌人，对中国作出无数贡献的袁世凯，被无限丑化，无限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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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财富？

1978年时，全国十亿人口，总存款220亿。其中最富有的一个人拥有1.2亿。
2015年，金融业总资产200万亿，年化增长28%。

一、中国有多少钱

中国有多少钱，或者说，13亿人民一共拥有多少资产。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基本上，近似地我们可以使用“储蓄+股权+实物资产”这个公式。
但是，国债不计入其中。因为国债是对国民的负债。而国家是全体国民的。
实物资产，主要是房子车子。电视机彩电冰箱也算。
另外一方面，统计口径也不同。
1978年时，货币化的东西很少。每个月还定期发粮票布票。粮票其实也是钱，当年的全国粮票，价格似乎是0.09元/两。
而实物资产，今天的中国人，大致都拥有价值不菲的房子车子。可在当年，房子却是单位分配的。虽不拥有产权，却拥有实质上的终身使用权。
所以这是一笔糊涂账。你真的要比“2015年比1978年富多少倍”，那是没法算的。谁也没有精确的数字。
但我们可以取一个近似的例子。
假设1978年，“储蓄”和“其他福利”是1：1的关系。
假设2015年，“储蓄”和“其他资产”房产股票基金车子，也是1：1倍关系。
则“2015年比1978年富多少”，可以简化成“存款多了几倍？”
这样就容易计算得多了。
1978年全国总存款220亿人民币。
2015年居民总存款60万亿人民币。37年翻了3000倍。
年化24%

二、实物的财富

和货币储蓄“飞速”增长同时，伴随的是货币大规模贬值。
按照中国官方宣传口径，1978年~2012年，中国一共通货膨胀了4.4倍。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如果一个人从1978定存到2012年，则总回报是4.5倍。统计局的同志哭晕在厕所里。
如果我们撇开搞笑级的“统计数据”。更加务实一点的，来问了实际增长了多少倍。
有一个数据是不会错的，就是“实际国力的增长”。
这也是官方极为重视的GDP数字。中华国力崛起，这是实打实的。绝不可以漠然视之的。
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执和谎报。但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出一个值：“9%”
平均9%每一年，过去三十七年内平均如此。
如果按照9%一年，则过去三十七年，中国的“实际国力”应该增长24倍左右。
而我们的货币财富，增长了约3000倍。其中的差额125倍，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比例。
每一年：
实际国力增长9%
通胀14%
纸面财富增长24%

三、序篇与总纲

从某些角度来说，“货币滥发”的尺度，就等同于“通货膨胀”的尺度。
在过去的37中，中国的真实物价，上涨了100倍以上。
货币数量 = GDP + 通货膨胀 + 修正项 [1]
中国的基本常识是：
GDP +9%
通货膨胀 +14% （每一年）
货币财富增长 +2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列表。以后会引发很多后续话题。
譬如说；
1）你赚我息，我赚你本。为何储蓄无法致富。
2）股市的估值。A股的高增长率从何而来
3）贫富分化的内生缩小性
4）中国的收入格局，财富高度向年轻人分配。导致楼市品味的转移。
5）财富的自然天花板
这一些话题，细细研究，需要比较长的篇幅才能说清楚。
我们只需要记住，“通胀每年14%”这一个基本常识就可以了。

四、统计局的把戏

说到了“通胀每年14%”，可还是会有人不承认。有些人会说，通胀不到14%，某些年份还是通缩的。
不过“通胀/通缩”这个现象太明显，一般是不容狡辩的。
比较容易捣浑水的，是“货币发行量”。一般人会争辩，中国的实质货币增发，达不到每年24%的速度，相应的扣掉8%GDP增长之后，“通胀”也就没有那么快。
君不见，过去几年的财经统计数据，中国M2增速都只有18%，甚至16%么。这个速度绝对属于紧缩负责的。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统计局的小把戏。
统计局有很多技巧，我们也不能了解揭示全部。仅只能选几条说。

第一条，也就是最无耻的。他的比例算法不对。
譬如，从100增长到125，请问幅度是多少。任何人都会说25%
但中国的统计局，他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他的回答是，100/125=80%。所以增长率是20%！！
吓得跌破眼镜了么。初中小学数学全都白学了。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计算“增长率”的。而且最奇妙的，居然从来没有人Challenge此事。从来都是转转转帖，没有人认真读一下统计公报。

第二条，则是利用“版本差异”。
很少人知道的一个细节，中国的统计数据，都会出Ver1.0,Ver 2.0,Ver 3.0
譬如三月份的经济数据，在4月初会出第一稿。让各大股市证券公司分析师好好争论CPI，PPI，FDI等经济数据。
而到了五月中，他会再出一稿2.0版。据说这是“较精密”统计的数据。因为充足的时间，得到更详细的校勘。只不过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关心上个月的数据了。
而到了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以后，统计局会再出第三稿Ver3.0
这个已经属于绝对的学术范畴。99.99%的公众不会关心这件事。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于是统计局就可以做手脚。
一个典型的例子，譬如2013年的真实数据是100，2014年的真实数据是125，也就是增长了25%。
但统计局的第一稿中，他可以写“13年105，14年115”，这样就仅仅滥发了10%的货币，看上去也不是太刺眼。
在第二稿中，他会写“13年105，14年120”，之前的错误是统计误差。
这份报告看上去刺眼得多。但是已经没有人会关心上个月的数据修正项了。
在六个月之后的第三稿中，他会继续地修改。改成“13年110，14年125”。
这样，14年的数据就对拢了，吹牛可以继续吹下去。
他报给公众的数据，永远是小于15%的轻微涨幅。不刺激公众的神经。此后再Ver 1，2，3的逐次修改中，逐渐地把数据改掉。把账做平。
举个例子，2011年温总理上台的时候，中国的货币M2总量是11万亿元。2013年他下台的时候，是120万亿。也就是年均22%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翻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的M2已经被篡改成了18万亿。相应的年均货币变成了16%，实在是吹牛不怕皮厚啊。
十年前的新闻资料，散秩消散。你再加以适当的删贴，鱼目混珠。这事就很难再被查出来。
只有把时间周期拉得非常非常的长。长到20年，30年，则之间的所有“数据处理”都毫无隐形。
然后你清清楚楚地看见，每年24%。

第三条，是更改统计口径
中国的货币有多少，最直观的观察量是M2。
但中国的M2，发生了一个奇诡的转折。大致在2006~2007年左右。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
公众，Public，从2006~2007年开始关注M2指标。网络小白领被启蒙之后，以M2作为货币供应的风向标。
政府对此的对策，是“修改M2统计方法”。
我们不是很清楚其具体的内部处理手法。可能是把央票不计入M2，也可能是把如今数十万亿的“居民理财产品”不计入M2。
总之，M2的数字，从2007年之后急剧减缓。和我们身边实体经济的观察完全不符。即使四万亿刺激的时候也没有飙涨。
2015年2月，M2只有125万亿元左右。对外，政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到：“看，我们没有滥发纸币”。
但人民是人，不是猪。人是会动脑子的。
我可以向各位推荐另一个指标，也可以自己搜索“金融业总资产”。
M2指标可能受操纵，但是这个指标不会。至少目前不会。政府的手还没有伸这么远。
自从2007年之后，“金融业总资产”就和M2偏离越来越远。目前已经高了60%，达到了200万亿以上。
“金融业总资产”，这个才是无污染，未被操纵的指标。哪怕你仅仅是看该值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走势，也能够大致估算出货币增发的速度。
货币已近200万亿。

萧瀚：权力的龙变——从反腐运动到绑架律师

近期以警方查抄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律师被警方绑架、王宇律师一家三口夫妻被警方绑架、儿子被多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恐吓为标志的大规模整肃律师群体事件，很让人有瞠乎其后之感——这几年的人权纪录一日千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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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王林原本可以多混几年，被互联网+害死了

王林被抓后，很多媒体电话微信并来，希望听我说一些狠话。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要发功戳死你的王林被抓了，你怎么一大早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写小楷呢！我们都觉得特别解恨解气，恶有恶报啊，这个家伙早该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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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昌彦：担心中国也会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昨夜北京雷雨大作，笔者坐在书桌前翻看国企改革的资料，深感这一领域改革之难。忽然传来“青木昌彦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半年前采访他的情形浮现在眼前，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去年冬天，我通过电邮联系青木昌彦，提出采访要求。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复，说不久后将到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愿意接受采访。12月20日，我在国贸大厦一间咖啡厅里见到了这位国际闻名的经济学家。74岁的老人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满脸真诚的笑容，彬彬有礼，既有日本人的谦逊，又有欧美的绅士风度。在采访中，他的思维缜密，不时地斟酌英文词语，努力让我更准确地了解他的思想。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学术建议，是一位难得的中国改革建言者。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中国改革吸取了国际智慧。从布鲁斯、科尔奈，到麦金农、斯宾塞，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备受尊重的一位。他参与了中国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对于国企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推动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在那次采访中，青木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一方面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青木先生特别提到，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依法治国”。他详细地分析了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区别，指出“rule by law可能更像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概念，就是政府来统治人民，来设计法律。rule of law意味着，政府不但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且它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管制。”今年四月份，青木昌彦和福山、德地立人三位日裔学者和中国领导人座谈时，也特别提到了“依法治国”问题。可见萦绕于这位学者心中的，都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前途和方向的大问题。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对于改革，思想上分歧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当此之际，成思危、万里、青木昌彦三位老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先后辞世，中国不仅失去了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也失去了可贵的改革建言者。

30多年来，中国改革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在紧要关头，如果没有一批勇于担当的改革家，没有一批直言不讳的改革建言者，就不可能正确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上歧途。

经济学家普遍长寿，青木先生以75岁遽然离世，实在令人惋惜。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还会有像他这样真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的建言者吗？中国还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吗？

专访青木昌彦：中国经济新阶段“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阶段”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您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现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new normal)，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new phase）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

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 。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在统一增长理论看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

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经济东亚的高速增长：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韩国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

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1970年代，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

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大跃进”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5.81%]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着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您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落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会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您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

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您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该增强对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

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下降过程中，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四十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19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19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 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

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是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制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您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您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您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您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作为外国人和旁观者，我在谈到制度设计的时候，也讨论到“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依法治国”有两个英文表述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rule by law可能更像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概念，就是政府来统治人民，来设计法律。rule of law意味着，政府不但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且它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管制。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法治改革，也就是法律系统的改革，应该排在政治改革之前，特别是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地方法官，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指派的，政府权力在司法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财经》：分权还是集权，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青木昌彦：90年代中期，我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改革。当时朱镕基总理提出，严格禁止人民银行的地方银行给地方政府贷款。虽然这是一个集权化的处理方式，但是确实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央集权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当然，改革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还是要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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